本文目录

1. 土耳其为什么不选伊斯坦布尔作首都
2. 土耳其适合居住吗
3. 土耳其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为何却总以欧洲国家自居
4. 土耳其为什么被美国制裁

土耳其为什么不选伊斯坦布尔作首都

谢邀，我看了现有的回答，都指出了一战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内外环境和政策是定都安卡拉，放弃伊斯坦布尔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原因不是根本原因，否则1923年土耳其和协约国签订《洛桑条约》达成和平协定后，是可以还都伊斯坦布尔的。

因此，如果把迁都放在土耳其上千年的历史变迁里面，我们会发现土耳其选择安卡拉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那就是伊斯坦布尔不符合土耳其共和国的自我定位，而安卡拉符合。

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原名君士坦丁堡，更早的名字则是新罗马，拜占庭，拜占庭后来还成为东罗马帝国中世纪时期的别名，从这座城市的起源看，这是一座不折不扣希腊-罗马文化城市。到了罗马帝国晚期，即公元330年，君士坦丁皇帝宣布将拜占庭改名新罗马，成为罗马帝国的首都，东西罗马分裂后，此地仍然是首都，一直到罗马帝国灭亡的1453年，已经定都一千多年之久。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伊斯坦布尔的前身君士坦丁堡长时期是希腊-罗马世界的首都，是欧洲中心城市。而突厥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王朝，无论是塞尔柱突厥，还是后来的奥斯曼，都是以模仿东罗马帝国为目标，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包含多种族的帝国。事实上，奥斯曼帝国也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虽然后来衰弱，也保有亚洲和巴尔干半岛大片国土，统治几十个民族。此时，定都伊斯坦布尔成了首选，不仅是因为这座城市位于欧亚交接的枢纽位置，更是因为其本身的历史定位符合奥斯曼帝国对自己的地位——多元普世帝国。当时伊斯坦布尔城市内居住着大量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体现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特点，而奥斯曼苏丹也把东正教金碧辉煌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表明了穆斯林对帝国的统治。

1572年的伊斯坦布尔

但到了土耳其共和国时期，情况则完全不同，凯末尔本人是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同情者和理念的认同者，他认为当时奥斯曼帝国衰朽不堪，必须改革，普世多元的帝国形式和伊斯兰教统治地位都必须被抛弃。他的目标是建立起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化的，民族主义的土耳其共和国。

此时伊斯坦布尔已经有以前五百年的定都历史，奥斯曼帝国四五百年的经营，既不世俗化（伊斯兰教、东正教宗教机构和场所密集，绝对的宗教中心），也不现代化（历史遗迹遍布），更不民族主义（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占城市人口相当比例）

今日安卡拉

安卡拉虽然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中心，但当时人口仅仅15000人左右，是个小城，定都与此，可以从新建设成为真正的土耳其城市（今日人口500万以上）。而且这座城市居民基本都是土耳其人，外侨很少。宗教机构和宗教势力远远不如伊斯坦布尔强大。所以，安卡拉在当时土希战争中是可靠的后方，也符合土耳其共和国对自己的定位——世俗主义的和民族主义。

正是因为新国都要符合新国家的自我定位，1923年，土耳其和协约国签订和约，排除定都伊斯坦布尔的外来威胁（主要指海军比较强大的英法）的情况下，仍然正式宣布定都安卡拉。就是因为安卡拉的优势绝非仅限于地理位置和军事考量，更重要的是当时安卡拉的规模、宗教和居民构成因素更适合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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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适合居住吗

土耳其是一个十分有魅力的国家，每年吸引着众多的海外游客，伊斯坦布尔更是自古以来就是欧洲有名的大都市，十分发达和现代化，当然也有很多地方保留了历史的痕迹。

土耳其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为何却总以欧洲国家自居

当代土耳其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在某些领域中，往往是矛盾和纠结的。

一方面，土耳其积极脱亚入欧，以欧洲国家身份参与着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体育、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事务。早在1951年，就加入了北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努力争取进入欧盟，即便屡次被拒，仍旧初心不改。

另一边，在浓郁的泛突厥主义情愫的影响下，土耳其官方又主导了大规模的“认祖”活动——匈奴、鲜卑、柔然、突厥、蒙古等曾经活跃在中国古代史中的亚洲游牧民族们，竟然依次被认做了现代土耳其人不同阶段的“祖先”。

比如下图这个土耳其陆军徽章，上面标注着“公元前209”。只是，公元1299年才有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个“公元前209”，要表达什么呢？

原来，咱们的《史记·匈奴列传》中，那个曾经给汉高祖刘邦制造了“白登之围”，战斗力强悍的匈奴冒顿单于，被土耳其“强行”认了祖。而公元前209年，正是冒顿单于担任匈奴部落大boss的年份。

就这么一捋，土耳其陆军一下子追溯出来了两千二百多年的“建军史”。为此，2017年，土耳其官方还曾经重金打造过一部纪念建军2227周年的宣传片（下图），场面着实恢弘。

客观看，土耳其对于东方和亚洲，更多的是情怀；而在实际操作中，则更渴望被当作一个欧洲国家对待，只要能挨上欧洲的，就绝不与亚洲为伍。

甚至连体育方面也亦是如此，最明显的是，土耳其从来不参加“亚运会”，但对“欧洲杯”却非常用心。

究其原因，主要得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说起。

首先，参与欧洲事务，属于土耳其的历史传统。

早在奥斯曼帝国时代，无论是兴起之初、极盛时期，还是衰落之后，土耳其都在跟欧洲国家频繁的打交道。

早在16、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的鼎盛时期，作为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囊括了多民族、多宗教的世界性帝国，巴尔干半岛和部分东欧地区、黑海沿岸，几乎全处于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下。

所以，在领土方面，帝国时代的土耳其曾经拥有着大片的欧洲领土，更属于欧洲传统国家的近邻。在这种地缘环境中，跟欧洲各国的合作与战争对抗也是其数百年以来，最为重要的议题。

而世界上唯一一个横跨亚欧两大洲的城市，伊斯坦布尔被用作了奥斯曼帝国时代的首都，也在昭示着土耳其自诩为“欧洲国家”的身份认知。

更何况，要说近现代的土耳其人，在长期的多民族交往和杂居中，跟所谓的“突厥”人，已经并没有特别直接的传承关系了，他们更多的融入地中海、黑海民族的欧罗巴血统。

还有近代大量有过西方教育、生活背景的土耳其贵族和知识分子，对于沦为“西亚病夫”奥斯曼帝国，他们致力于效仿欧洲君主立宪制，对帝国内政、军事外交进行西式改革，也总是发自内心的想主动往欧洲阵营靠拢。

因而，在人文环境方面，早在帝国时代，对于中上层的土耳其人而言，在他们心目中，主要跟欧洲人打交道的奥斯曼土耳其，自然也属于一个欧洲国家。

此外，就是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总统决绝又成功的全方位改革，为后世的土耳其奠定了“脱亚入欧”的总基调。

1920年代，一战战败后，再次被“肢解”的土耳其，欧洲部分只剩下了多半个伊斯坦布尔，仅占其国土面积的3%。

此时的西方、欧洲和世俗生活被凯末尔定义成了文明和先进的代言词。于是，大到国家政体、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小到以法令形式杜绝男人的大胡子和土耳其帽、女性的面纱，凯末尔对国家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全盘“强制西化”，效仿欧洲国家的运作模式和生活方式，处处以欧洲为样板。

甚至，连沿用了数百年的阿拉伯文也被定义成了“它们书写的经书，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阻碍着国家发展”，遭到了彻底摒弃，并用拉丁字母取而代之，以“体现同旧伊斯兰文明的决裂和土耳其民族在文明世界中的新地位”。

（凯末尔亲自下基层，教授拉丁字母拼写的西化“土耳其文”）

此时，贯穿凯末尔改革的中心议题就是——伊斯兰教同进步和发展是互相对立的，与现代民主制度是矛盾的，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就是“欧洲文明”，只有像欧洲人一样穿着、生活、发展，土耳其才会受到尊重和待见。

可以说，在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教义深入人心的地区建设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凯末尔的世俗化、近代化改革堪称同时期亚非国家中唯一取得成功，也是最为彻底的一个。

（90年代的土耳其）

我们可以看到，九十多年后的今天，即便在“宗教回潮”的大环境中，个人生活方面，土耳其男人又留起了大胡子，女人纷纷主动重新包了上头巾，甚至穿着布卡。但政教分离，世俗化共和制的政体、民主选举制度始至无法撼动，伊斯兰教仍只能作为社会生活的个人信仰而存在。可见凯末尔“脱亚入欧”的影响之深远。

接着，就是现实层面的原因了。

对于土耳其来说，被认作欧洲国家，不但显得体面，还能捞到不少好处。

早年加入北约，那是土耳其主动被邀请进去的。毕竟，作为北约对峙苏联/俄罗斯的桥头堡，战略位置太关键，拉土耳其入盟，属于西方世界的“刚需”。

拥有了北约成员国身份后，土耳其更加坚定了自己就是“欧洲人”的认知。

只是，要想进入欧盟，就没这么容易了。

为了享受欧盟的自由市场、税收优惠和各种补贴，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欧盟还叫“欧共体”的时候，土耳其就开始申请，但至今仍走在入盟谈判的路上，加入欧盟必须满足35项条件，目前只展开了16项谈判工作，彻底完成的仅有一项，马拉松一样的谈判，遥遥之路，貌似没有尽头。

其实，说土耳其经济不行，会拖后腿，是不客观的。

目前，土耳其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15位。而且，土耳其和欧洲的互补性很强，与许多欧洲国家经济空心化不同，拥有较为完善工业体系的土耳其，国内制造业还算给力，是欧洲发达国家产业外移的主要对象之一，其中汽车业和家电方制造业属于它的长项。另外，几十年来，土耳其也是这些欧盟发达国家，尤其是德国的主要劳务输入源。

更何况，前东欧地区，不少经济比土耳其差远了的著名穷国，像保加利亚、摩尔多瓦等等，也没怎么费周折，就拿到了欧盟的入场券。

所以，经济方面，欧盟最担心的不是“拖后腿”，倒是土耳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太具有竞争优势，一旦加入欧盟，会获得更有利的位置去抢占其他欧盟成员国传统市场。

加之，更少不了夙敌希腊的百般阻挠——耳其与希腊和塞浦路斯存都有边界和领土矛盾，双方立场都很强硬，短期内没有什么顺利解决的希望，这显然也这不符合加入欧盟的标准。

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欧盟作为一个以基督教价值观为核心的欧洲超国家政治联盟，对欧洲观念和同质文化的认可正是欧洲联合的价值取向。而当今土耳其国内日渐浓郁的宗教氛围，让欧盟国家们愈发新心生隔阂，甚至指责土耳其正在“大踏步的远离欧洲”。

这方面，对于宗教较为狂热的埃尔多安总统也看的很明白——伊斯兰教传统向来被认作欧盟拒绝土耳其的“潜规则”，一旦伊斯兰教形成潮水之势从民间生活走向政治领域，土耳其势必会和加入欧盟的愿望渐行渐远。

而对土耳其来说，只有加入了欧盟，才算是个真正的“欧洲国家”。

因此，我们也看到，埃尔多安在国内外各种场合，总能摆出不同的脸谱，翻脸比翻书还快，就是他这种既想发扬“伊斯兰教的荣光”，又要做个欧洲人的矛盾心理的生动体现。

在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一书中，曾将世界七大文明简化为了西方、中华和伊斯兰三大文明圈，而那些正好处于文明圈交接之地的国家、地区，则被称作“文明裂缝国家”。

显然，土耳其便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尴尬的“文明裂缝国家”，它总是不可避免的要面对选择哪一条发展道路的问题。

九十多年前，凯末尔决绝的选择了“一路向西，面向欧洲”；而如今的埃尔多安，在“向西”的同时，更纠结于恢复昔日帝国和宗教的荣光，甚至意在某求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新领导人。此番情形下，也不知道终生呕心沥血致力于“脱亚入欧”，建立世俗化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他的在天之灵，又会作何感想。

土耳其为什么被美国制裁

首先通过梳理美土关系近几年发生的变化，可以发现，至少有两个重要因素使美土关系出现了严重裂痕，一是叙利亚内战，二是土耳其发生的未遂政变。

叙利亚内战中，美国政府一直支持反对派库尔德武装团体“人民保卫军”（YPG），土耳其将其视为其境内分离势力“库尔德工人党”（PKK）的分支，土耳其对美国表达强烈不满，并多次要求美国停止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支持，但并未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

2016年7月，土耳其国内发生一起未遂政变，时任总理的埃尔多安依靠其强力的政治手腕粉碎了政变图谋。土耳其国内对政变进行调查发现，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宗教人士居伦是政变的幕后主谋。埃尔多安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引渡居伦，迫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特朗普拒绝了土政府的要求。2018年8月，土耳其扣押了美国牧师布伦森，美土矛盾到达顶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土耳其实施了经济制裁，加征对钢铝产品的关税，土耳其货币里应声大跌，土耳其国内经济也面临危机。后双方经过磋商，土耳其释放了布伦森，美国政府解除了制裁，美土关系出现缓和。虽是如此，但美土之间还因另外一个问题而发成龃龉，即土耳其购买俄罗斯的防御系统S400问题。

美土之间虽然还维持了北约框架下的盟国关系，但是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已大不如前。土耳其与俄罗斯签订协议，准备购买俄罗斯的反导系统S400。美国特朗普政府多次强调这会影响到两国之间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并要求其放弃协议，转而购买美国的爱国者系统。土耳其最终还是选择购买S400系统。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前表示，他相信美国不会因为土耳其购买了S400防御系统，两国的同盟关系就会因此陷入僵局。也没有证据证明S400防御系统和美国出售给土耳其的F35之间存在冲突。但美国方面却认为土耳其很可能会将美国的F35战机卖给俄罗斯，因此，已经停止向土耳其出售F35。

从地缘政治角度上讲，土耳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国。土耳其是中东地区的大国，又扼守黑海海峡，战略位置十分关键。美土之间的合作会强化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然而，现实情况是两国之间在叙利亚内战、伊朗核问题以及与俄罗斯关系等涉及关键利益的议题上都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虽然不会彻底破坏两国的同盟关系，但却会影响美土之间日后的合作。对于美国而言，土耳其虽然在中东地区不能发挥太大的建设性作用，但其却可以扮演“搅局者”给美国制造很多麻烦。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有清晰的认识，虽然美国国会议员呼吁政府应该对土耳其购买S400防御系统对其实施制裁，但特朗普却对此持反对意见，并将问题归咎其前任奥巴马，认为是奥巴马拒绝向土耳其出售爱国者系统才导致目前局面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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