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北宋士大夫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宋朝冷知识官员的生活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本文目录

1. 北宋士大夫
2. 北宋贬谪广东的官员
3. 北宋末年为人清廉的文官
4. 宋朝低级官员为什么穿绿色的官服

北宋士大夫

士大夫是我国古代对于社会上士人和官吏的总称，他们既是国家政治文化的参与者，又是社会精神文化以及优秀艺术的缔造者。

这一阶层是我国古代特殊的阶层，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做官的人，另一类是社会上的文人。北宋时期的士大夫，主要指的是第一种。这一时期上社会上极具盛名的诗人，书法家，画家大部分都在政府中担任着重要的官职，当时著名的士大夫有苏轼、蔡京等。

北宋时期是大夫阶层产生发展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原因还是宋朝“重文轻武”的政治态度。在这种政治态度下，科举制度得到了发展完善，大大增加了普通百姓成为官僚士大夫的机会，同时统治者的态度也是士大夫阶层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宋朝是唯一“刑不上大夫”的朝代。

一、士大夫阶层的含义

在古代，士阶层主要指的是有一定才能的民间人才，这些人往往出身贫寒，但有着出色的才能，于是他们便凭借自己的才能依附于权贵，为这些人提供服务。春秋时期战乱频发，于是，很多诸侯贵族占据一方，他们以养“士”为潮流。

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士大夫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到了宋朝时期，凡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名声，或者本身就具备一定才能的人，大部分都被笼络在了朝堂之中，随着人数的扩张，北宋时形成了特殊的士大夫政治。

二、北宋时期士大夫生存发展的原因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朝代，宋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产生了剧烈的改变和发展，北宋士大夫阶层，就是在这种社会产生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生存、发展的。

（一）士大夫阶层产生和发展的政治原因

宋朝在刚刚建立时，为了适应土地制度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推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私人拥有的土地不被政府限制，这进一步加快了土地转移和流通的频率，渐渐的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贫富无定式”的局面，大量的国有土地转为私有土地。

随着土地流通的加剧，过去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的世俗地主日渐衰落，即使是朝堂中的权贵也只能在规定的土地限额内免去部分差役和杂税，并且不再享有过去的特权。

与此同时，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过去，世家大族经营庄园经济农民从他们手中租用田地向他们交纳赋税，这是过去封建契约关系中的主要剥削方式。

而到了宋朝，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氏族门阀退出了历史舞台，世俗地主和庶族地主渐渐合流，社会中各个阶层的身份地位都出现了极大的变动，“朝为富士，暮为穷民”的现象在宋朝时普遍发生。即使是高官豪门，也免不了家室凋零，与此同时新崛起的中小地主，要求在经济地位上升的同时要求取得政治地位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总的来说，土地制度的变化使过去的门阀地主渐渐消失，这为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二）士大夫阶层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原因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阶级结构产生了变化，过去传统的士族门阀政治被士大夫政治所改变。唐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和土地买卖现象越来越多，封建土地私有制得到高速发展。

这些进行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的地主大多属于皇室贵族，他们凭借政治特权无视政府的颁布的《均田令》，这大大加速了土地流转速度。尤其是“安史之乱”后“两税法”的实施，更是让土地集中于地主手中。由此，

过去长期把持政局的门阀氏族阶级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庶族地主势力渐渐崛起成为了社会的政治经济主体。

（三）士大夫阶层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原因

（1）科举制度的完善

这一时期科举制得到了发展和完善，这大大增加了普通地主成为官僚士大夫的机会。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古代读书人成为官僚最重要的桥梁，是士人阶层进入官僚体制的基本保障。它的建立为广大知识分子入朝为官开辟了道路，冲击了氏族门阀垄断是官场的局面。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朝时传统的士、农、工、商阶层界限已经没有过去那么明显，农、工、商阶层，迫切希望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进入官僚队伍。

北宋在建国初期采取“重文轻武”的治国方针，这也就要求了宋朝必须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使读书人能够通过科举进入官途。针对科举制的完善，宋朝采取了一些措施。

科举流程完善:为了使科举考试在形式和内容上取得最大的公平与客观，宋朝时期废除了唐代由当朝显贵进行“公荐”选人的惯例，并且世家大族的子弟要进行“别做就试”，同时，考试试卷要进行“封弥”，可以说最大程度的避免了徇私舞弊。

破除了门第限制:宋朝时期打破了唐朝时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宋朝规定凡是稍具文墨者皆可，参加考试。因此，宋朝时期科举考试的范围大大扩大。据记载宣和六年，科举及弟的进士人数达到了805人。

科举后待遇提高:唐朝时期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需要经过内部严格的考验，才能真正入朝为官，因此那些在朝堂当中，没有关系的平民大多很难入选。

而宋朝通过科举成为进士之后，可以直接授予官位，升迁也很迅速，当时通过科举考试名列前茅的人常常不到十年就官至公辅。

（2）教育的发展

国家“重文”政策的推行，加上经济的发展，教育事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由国家新办的官学，在建造数量和规模上远远超过前代，不论经济发展富足与否，几乎每个县都有县学。据记载，唐朝时期由于入学资格的限制，全国总共有学生63,000多人，而宋朝时打破了入学等级界限，崇宁三年，全国学生总数达到了21万。

与此同时地方私学也得到了发展，宋朝时私人办学风气盛行，质量也极高，出现了闻名后世的“四大书院”。这些私人书院的出现既弥补了封建官学中存在的不足，又满足了广大读书人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四）士大夫阶层产生和发展的科技原因

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可以说大大促进了宋朝时期教育的兴盛，它的出现打破了过去世家大族对于文化的垄断，为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大量书籍涌现在社会中，据史料记载，宋朝建国45年来，国子监经诗出版量较前朝来说增加了二十五倍，这为古代文化的普及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同时，民间也争相篆刻诸子百家之书，此时读书也不再是过去世家大族或者有钱人的专利，文学真正走进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当中。

总结：

宋代士大夫和过去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一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他们对政治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既改变了从汉代以来的门阀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扩大了统治基础，又提高了封建官僚集团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政治发展。

北宋贬谪广东的官员

有宋一代，被贬官流放者数量极多。据有关学者统计，史料记载被流放到岭南且有名有姓的官员，至少有491人，其中不乏宰相、执政之类的高官，他们被流放的原因不一，有的是触犯刑律，有的是惹怒皇帝，有的是党争失败，其中比较著名的高级官员有：

卢多逊，河南沁阳人，太祖年间任参知政事，太宗时官至宰相，因陷入秦王赵廷美谋反案，被贬崖州（今属海南），病逝于贬所。

胡旦，山东惠民人，太宗年间任知制诰，因卷入王继恩等人谋立皇帝案，触怒继位的宋真宗，被贬浔州（今属广西）。

寇准，陕西渭南人，太宗年间任参知政事，真宗时官至宰相，因陷入天禧政争和谋划太子监国一案，被贬雷州（今属广东），病逝于贬所。

丁谓，江苏苏州人，真宗时官至宰相，因擅权独断，被贬崖州（今属海南）。

位于海南的卢多逊纪念馆

从宋哲宗新旧党争激化开始，北宋贬谪官员进入一个高峰，无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得意，被贬官员几乎都被贬往岭南一带，其中新党骨干、宰相蔡确被贬岭南，是宋朝第一个未触犯刑法而被贬到岭南的高级官员，正式开启了岭南作为流放官员“热门目的地”的经历。

蔡确，福建泉州人，宋神宗、哲宗年间宰相，新党（变法派）骨干，哲宗元祐年间，旧党（保守派）打击新党，蔡确被贬地方，后又因“车盖亭诗案”被诬陷，贬新州（今属广东），病逝于贬所。

章惇，福建南平人，宋神宗、哲宗年间宰相，新党（变法派）骨干，哲宗元祐年间被贬岭南；宋徽宗时，再度被贬雷州（今属广东）。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执政，大肆打击报复旧党，元祐年间的元老重臣几乎都被贬到岭南：

苏轼，四川眉山人，官至翰林学士，先后被贬惠州（今属广东）、儋州、琼州（均属海南）。

苏辙，四川眉山人，官至宰相，先后被贬雷州（今属广东）、循州（今属广东）。

梁焘，山东东平人，官至尚书右丞，被贬化州（今属广东），死在贬所。

刘挚，河北沧州人，官至宰相，被贬新州（今属广东），死在贬所。

吕大防，陕西蓝田人，官至宰相，被贬循州（今属广东），死在途中。

宋徽宗崇年年间，蔡京用权，大肆排斥异己，制“元祐党籍”，立“党人碑”，黄庭坚、任伯雨、陈次升、范正平等一大批官员纷纷被贬岭南；靖康之耻前夕，钦宗继位，追究蔡京、童贯等权奸祸国殃民之责任，蔡京、童贯一党又纷纷被贬岭南。

南宋时期，党争不像北宋频繁，却进入君主独裁和权臣政治阶段，政见不合，便动辄贬逐官员。南宋无论统治时间、疆域版图，还是人口总数、官员总量都不如北宋，但被流放到岭南的官员人数却是北宋的两倍之多。宋高宗和秦桧狼狈为奸，赵鼎、李光、胡铨，都以正直著称，因是秦桧政敌，都被贬往岭南。宋宁宗、理宗年间，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贾似道先后擅权，被贬岭南者更多。

岭南成为宋朝贬谪官员“热门目的地”，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1、岭南地处偏僻，路途遥远，气候湿热，环境恶劣，适合流放。

从距离而言，我国古代政权的统治中心一直在北方，秦汉隋唐的统治中心位于关中，宋朝的统治中心位于河南，而岭南位于五岭之南，距离统治中心距离最远，最适合作为长途流放地。唐朝名臣韩愈被贬潮州，写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北宋宰相丁谓被贬崖州，作诗说“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三百家”，足以说明在时人看来，岭南路途之远，遥不可及。

从气候而言，岭南背山面海，五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冷空气，海上的暖湿气流北上，造就了岭南地区炎热多雨、高温潮湿的气候特征，属于典型的热带、亚热带气候。这种气候让远道而来的北方官员很不适应，但流放本身就是惩罚，岭南的气候劣势反而成了流放“优势”。

从环境而言，岭南气候炎热，林木茂盛，水源丰富，导致蚊虫肆虐，疫病流行，很多流放到岭南的官员都十分惧怕一种叫“瘴”的东西。从古人描述看，“瘴”应该是一种混合有毒气体，但按照现代医学解释，古人称的“瘴”是一种疟疾，而疟疾多由蚊虫叮咬传播，在古代医疗条件下不易医治。唐宋时期，但凡被贬岭南的官员作诗，几乎无不谈“瘴”色变。韩愈诗曰“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宋人吕本中诗云“岭南无瘴便可老，江头有酒犹堪唤”，都反映出时人对瘴的畏惧。

岭南的地理风貌

2、岭南经济文化落后，奇风陋俗，被视为化外之地，适合流放。

古人称“禹贡九州”，九州被视为古代中国的固有区域，而岭南不在九州封域之内，不是华夏最原始的版图部分，历代中原王朝虽然大多都将岭南纳入版图，取得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却仍将岭南视为化外之地。在宋人看来，五岭不仅是中原与边疆的地理分界线，也是华夷、内外分隔的界线，尽管广南东路的治所广州早在唐朝便已是数一数二的港口城市，但毕竟这样的城市毕竟太少，因此岭南地区在宋朝仍被视为蛮荒之地。宋人郑樵著《通志》，甚至专门考证了岭南是否属九州之地：

自晋以后，历代史皆云，五岭之南至于海，并是禹贡扬州之地。按：禹贡物产贡赋，职方山薮川浸，皆不及五岭之外。又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阳，若五岭之南在九州岛封域，则以邻接宜属荆州，岂有舍荆而属扬，斯不然矣，此则近史之误也。则岭南之地非九州岛之境。

岭南地区位置偏远，与中原长期隔离，缺乏足够的经济文化交流，北方先进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无法传播到当地，使得岭南经济比较落后，成为一片未开发的处女之地，而岭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以及众多少数民族聚集杂居的现实，又让当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传统习俗。岭南百姓迷信巫术，喜欢求神祭鬼，这些习俗一向被中原鄙视，称之为“蛮俗”“陋俗”“夷俗”。宋人陶弼两知邕州（今广西南宁），长期在岭南为官，曾作诗描述当地的奇风陋俗，诗云：

孤城溪洞里，闻说已堪哀。蛮水如鲜血，瘴天已死灰。吏忧民置毒，巫幸鬼为灾。风土如斯恶，吾来胡为哉。

3、宋朝版图有限，别无流放之地，岭南成为惟一选择。

我国古代有很多流放官员的“热门目的地”，大多都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边疆地区，如大西北的新疆、甘肃，大西南的云南、贵州，东北的三省，东南的福建，以及南方的岭南。岭南地区成为贬逐官员的“热门目的地”，主要是在唐宋，特别是宋朝，岭南几乎是唯一“热门目的地”。

宋朝虽是正统王朝，却不是像汉唐明清一样的大一统政权。北宋时期，北面在幽云十六州与辽交界，西面在陕甘宁一带与西夏相接，西南在四川、贵州与大理相邻；南宋时期，更是偏安一隅，仅占半壁江山，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宋朝的版图如此之小，其他流放“热门地”都被异族权占据，岭南成为贬谪官员的惟一选择，因此宋朝贬谪官员，除了那些情节轻微、近距离安置在湖北、湖南等地外，大多数都被贬到岭南，最远者漂洋过海，流放到孤悬大海的海南。

宋朝大规模贬逐流放官员到岭南，初衷是让他们承受责罚，岭南的荒芜落后正适合作为流放之地。对这些官员而言，贬逐岭南是不堪回首的经历，有的甚至老死贬所，不得归乡，抱憾终身。但对岭南而言，被贬官员的到来不啻一种福音。伴随官员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属亲朋，他们有的在岭南长期居住，有的世代繁衍，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技术文化，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

1、文化上，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提高了岭南地区文化氛围，促进了教育发展。

被贬岭南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饱读诗书的文人，他们被贬岭南后，人身自由受到一定限制，思想却不受拘束，大多利用闲暇时间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当地百姓敬慕这些远道而来的读书人，纷纷将自家子弟送来拜师，史料中关于被贬官员在岭南教书授徒的记载比比皆是。

郑侠在宋神宗时被贬英州，“英人无贫富贵贱，皆加敬，争遣子弟从学，为筑室以迁”；南宋名臣胡铨被贬崖州，教授黎族子弟读书识字，当地黎族首领听闻胡铨之名，纷纷将孩子送去求学，胡铨还勉励当地百姓子弟勤奋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大文豪苏东坡之名天下皆知，他被贬儋州后，与当地文士往来密切，诗文唱和，还吸引了很多海南人慕名前来求学，自苏轼离开后，儋州“相去五六十年间，文学彬彬，不异闽浙。”至于其他被贬官员，大多也有教书育人的相似记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被贬官员在贬谪岭南期间教书育人的努力，塑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他们中的有些人重新起复为官，回朝廷任职后，仍念念不忘在岭南的贬谪经历，努力为岭南争取增加科举名额和优惠政策，使得岭南弟子通过科举入仕为官者比以往大大增加。南宋名臣李光曾被贬海南，他在《庄简集》中记载说：

（海南）近年风俗稍变，盖中原士人谪居相踵故也。故家知教子，士风浸盛，应举终场者凡三百人，比往年多几十倍，三郡并试时得人最多。

2、经济上，鼓励农耕，改变了岭南传统经济模式，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

岭南地处热带、亚热带，物产丰富，因此当地百姓多以渔猎采摘为主，不重视农业生产，不事种植桑麻，以致出现土地荒废，粮食不足等现象，苏轼曾记载说“海南多荒田……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宋朝被贬谪的官员大多有地方官经验，深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们被贬到岭南后，劝告当地百姓耕种纺织，并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教授给百姓。

苏轼在海南辗转多地，他劝谕百姓不要杀牛祭祀鬼神，保护耕牛，还将“木秧马”这一先进的插秧工具介绍给当地官员，让他们按照样图试制后进行推广，使得“木秧马”在岭南得到广泛应用，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改进了海南人“不耕不稷，朝射夜逐”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3、社会上，移风易俗，改变了岭南当地的陈规陋俗，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

岭南长期与中原隔绝，形成了重斗轻生、淫祀鬼神，迷信巫术等陋俗，当地百姓遇有疾病，不去求医问诊，反而求神祭鬼，向巫师问计，因而耽误病情，病重病死者不计其数。宋朝被贬官员来到岭南后，把中原的医药知识也带来岭南，他们经常向当地百姓施舍药物，像苏轼这样的名人还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向当地官员建议设立病院，极大改善了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

结语

综观岭南发展历史，宋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起初，岭南因地处偏远，环境恶劣被作为主要的官员流放地，但大量贬谪官员定居岭南或在岭南世代繁衍，实际上也是一个步步推进，不断开发岭南的过程，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世世代代的岭南人，推动了岭南的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大改变了岭南的落后面貌。

北宋末年为人清廉的文官

第一位：刘温叟

提起刘温叟，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刘温叟可是一位老臣。刘温叟，字永龄，河南洛阳人，据史料记载，他是唐朝刑部尚书刘政会的后代，历史上是一个很有名气的

廉吏

第二位：包拯

提起包拯，大家都很熟悉。包拯，字希仁，安徽合肥人，他是宋仁宗时的进士，也是北宋有名官员

第三位：陈希亮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四川眉州人，他比包拯虽然小十来岁，也属同时代的人。他为官三十多年，当过宋朝的知县、知州、知府、转运使等官职，也是一个敢作敢为，刚正不阿的廉吏。不仅老百姓称赞，就连王公贵族都惧他三分。

宋朝低级官员为什么穿绿色的官服

宋朝不同颜色的官服代表品级的高低。

宋朝廷规定：公服三品以上用紫，五品以上用朱，七品以上绿色，九品以上青色。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年至1085年）改为四品以上紫色，六品以上绯色，九品以上绿色。凡绯紫服色者都加佩鱼袋。

官服图案以等级分，一，二品的画龙，三，四，五品是山水，以下是花鸟。朝服是红衣红裳，内穿白色罗质中单，外系罗料大带，并有绯色罗料蔽膝，身挂锦绶、玉、玉钏，下着白绫袜黑皮履。

除这种朝服是统一样式外，官职的高低是以搭配的不同来区别的。主要是在有无禅衣(中单)和锦绶上的图案上作级别变化。

时服是按季节赐发给官臣的衣物。上至将相皇帝大将下至侍卫步军，赐发的品种有袍、袄、衫、袍肚、裤等。所赐之服大部分是织有鸟兽的锦纹。

扩展资料：

官服发展到宋朝，显得等级森严、讲究繁缛。宽袖重现宋朝官服，以红色为主。官服有祭服、朝服、公服、礼服、丧服等。祭服维持唐代的式样，但各种的等级略有降低。

宋初，朝服的式样仍与唐代朝服相同，仅将进贤冠的梁数做了改变，由二梁开始，直至五梁。到元丰二年，宋神宗废除了隋唐以来依照官员品级确定冠绶的规定改由官员职位决定服饰，共分为七等冠绶。从宋代开始，官员穿朝服，必定在脖子上套一个上圆下方的饰物-方心圆领。

以朝服为例，绯色罗袍裙、内衬白花罗中单，腰束大带，辅以革带系绯罗蔽膝，方心曲领，脚穿白绫袜黑皮履。六品以下官员没有内衬，腰间不挂玉剑、玉佩和锦绶。各级官员用官服上的花纹区别官品。

参考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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