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古代人说话是用普通话交流还是方言，以及古为什么用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

1. 古代人说话是用普通话交流还是方言
2. 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的钱币可以通用吗
3. 一个小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教师和看病的，都被尊称为“先生”
4. 古代文人为什么努力读《左传》《汉书》等史书现代人读《汉书》《左传》还有类似价值吗

古代人说话是用普通话交流还是方言

讲的当然是当地方言，因为普通话二十世纪初才出现。

“普通话”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末，清廷1909年规定北京官话为“国语”，民国时期多次制定国语读音，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规定国家通用语言为普通话。国语的前身是明清官话，更早之前则称为雅言。

沿革：1909年清政府将北京官话命名为国语；民国时多次制定标准，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基于现代中国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制定语音，1932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后，确定国语标准；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以北京市、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制定标准后于1955年向全国推广。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

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的钱币可以通用吗

在中国古代很多时候钱币是可以通用的，比如汉初用过秦半两钱，在宋代明代就有很多唐朝的开元通宝，但是也有禁用的，比如像清朝顺治年间就下令禁止使用明代的铜钱。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统一了货币为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汉代初期秦半两钱继续大量使用，同时民间也允许自己铸钱，最后导致货币混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武帝上手了铸币权，同时规定了铜币的重量和成色，因为钱重五铢，所以又叫五铢钱。

自汉代到唐代，五铢钱一直是历朝历代使用的最多的钱币，虽然有些朝代铸造的钱币重量不足五铢，甚至有些个头也大为缩小，不过并不影响钱币混用，人民群众会根据钱币的重量、大小进行折算，当然时间久了还是会造成混乱。

所以到唐朝建立以后又重新设计了一款新的钱币——开元通宝，开元通宝每枚重一钱，外形美观，此后成为历代铜钱的范本，比如宋元通宝、永乐通宝、康熙通宝等都和它大小、款式接近，只是上面字样、花纹和材质有一定区别。开元通宝出现以后，五铢钱逐步退出市场。

而历代的通宝钱币样子接近，使用者难以区分，也不可能一枚枚去辨认，所以也很少有人会特意去仔细的分辨这些钱币属于那个朝代。而且当时金融不发达，没有统一的金融机构，商品经济也不发达，货币流通比较慢，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以前朝代的钱币也是照样通行无误。在考古时发现的一些宋代、明代钱窖里就发现其中储藏的钱有多个朝代的铜币。

顺治年间就下令禁止使用明代的铜钱，很大程度是因为清军入关以后遭到了比较强烈的反抗，各地起义不断，所以为了彻底铲除明朝的痕迹而已，所以禁止使用前朝的钱币一般都是出于政治考虑。类似的还有对于起义军发行的钱币一般也会特别颁布禁令，也是政治考虑。

一个小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教师和看病的，都被尊称为“先生”

先生:①父兄。《论语.为政》:“有酒食，先生馔。”何晏集解引马融曰:“先生谓父兄”。②老师。《礼记.曲礼上》:“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郑玄注:“先生，老人教学者。”《管子.弟子职》:“先生既息，各就其友。”引申为对年长者有德业者的敬称。《孟子.告子下》:“宋怪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也泛用为对人的敬称。《列子.力命》:“西门子曰:‘先生止矣，子不敢复言。’”③妇女称自己的丈夫或称别人的丈夫。④某些地区方言，称医生为先生。⑤道士。唐殷尧《中元日观诸道士步虚》诗:“玄都观秘篆，白石礼先生”。

从以上权威们对先生一词的释义中不难看出，先生最早是对父兄的尊称，此后是对教学生们的年龄偏长的老师称之为先生。某些地区方言中称治病救人的医生为先生。

现在人们根据环境的不同，先生这一称谓已经被扩展到社交场合。而先生原本的意思“父兄”、“丈夫”或“别人的丈夫”已被其它称谓所代替。

教师与医生，被统称为先生，这在一些偏僻地方的老年人还有人使用这个称呼。比如见了姓张的老师，为了致礼打个招呼，张先生您好。见了姓赵的医生，同样赵先生您好。

先生一词，充满了人们对老师、医生尊敬的意思。就是在社交场合，一旦用到先生一词，充满了庄重、严肃和尊敬的含义。不象小姐一词，现在的含义已经被人们用偏了、用歪了，在某些特定环境指特定的人群。

汉语词汇的词意，从其诞生到现在，历经上千年的发展和演变，确实让人吃透其精准含义很不容易。

先生二字，既有父兄、教师和医生的含义，也有丈夫和别人的丈夫，道士等含义。现在先生这一称呼，用的较多地方还是在社交场面。比如宴会开始，东道主致欢迎词，开门见山就是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从而证明先生这一称谓，还是在社交方面使用的频率高。(原创于:2021/08/10)

古代文人为什么努力读《左传》《汉书》等史书现代人读《汉书》《左传》还有类似价值吗

你好！这里是“阳明悟行学宫”，很高兴为你解答：

这其实是一个有关“汉书学”史的问题，具体到本题则是《汉书》为何深受古代文人追捧（或者说“汉书学”因何成为一门显学），特别是苏轼等宋代文人为何喜读《汉书》。

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有些答主已经给出了较好的思路，如

@越石赋扶风

认为这是因为《汉书》本身的特点（如“刑政之书”）和后人的“汉代情节”，并举例证明其在中古时期的受欢迎程度。

本答案将从汉书学史的角度，分宋以前“汉书学”的兴起和宋代“汉书学”的热潮两部分，对此进行补充。

1.“汉书学”的兴起

《史记》与《汉书》是中国史书的两大典范，历来《史》、《汉》对举，班、马并称，然二者的学术地位在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此起彼伏，境遇迥异。《史记》屡遭非议，《汉书》受到追捧，中唐之前《汉书》影响远超《史记》，并且率先形成影响深远的“汉书学”。

当然，《汉书》的风行、汉书学的兴起与《汉书》本身的特点息息相关，同《史记》相比，《汉书》具有更多易于流行的先天因素。

作为官修的首部断代史，《汉书》相较于私撰的通史《史记》，其优势更为明显，以致《史记》一枝独秀，寂寞身后，《汉书》垂范千秋。正如刘知几所言：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唐朝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对二者的特点及其影响力论说得更为详细，指出：《史记》所取材料多残缺，后人难究其详，《汉书》汇集前人书，更有条理，因而读者乐读，研究者甚众，研究者一多，疑难之处更少，阅读更为通畅，流传自然更广，如此往复便形成良性循环；更重要的是《汉书》文字比《史记》华美，有骈偶倾向，更适合魏晋南北朝人的口味。

夫太史公记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闲残阙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然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后之学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书，成于后汉，彪即后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且又兼采众贤，群理毕备。故其旨富，其词文。是以近代诸儒共所钻仰，其训诂盖亦多门，蔡谟《集解》之时，已有二十四家之说。所以于文无所滞，理无所遗。而太史公之书，即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然古今为注解者绝省，音义亦希。

因此《史记》自问世后注解者绝少，传者甚微，而《汉书》行世不及百年，注家蜂起，著作迭出，最终达致“于文无所滞，于理无所遗”，成为显学。

这些《汉书》注家往往著书、收徒并举，在学术交流和辩难过程中，甚至出现了诸如“汉圣”之类的学术权威，极大促进汉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有力助推了汉书学的兴盛繁荣。

（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隋书·文学》）（杨汪）其后问《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二人推许之曰："吾弗如也。"（《隋书·杨汪传》）秦景通，常州晋陵人也。与弟肸，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暐为小秦君。若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景通，贞观中累迁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为《汉书》学者，又有刘纳言，亦为当时宗匠。

刘臻甚至甘冒政治风险，私会敌对阵营的姚察，只求一解阅读《汉书》之惑。

江左耆旧先在关右者，咸相倾慕。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臻谓所亲曰："名下定无虚士。"（《南史·姚察传》）

总的来说，汉书学历经魏晋南北朝的积累沉淀，在隋唐之际渐成规模，走向成熟。“汉书学”一词在唐时业已出现。

是时汉书学大兴，其章章者若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纳言，皆名家。（《新唐书·敬播传》）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条中，对于隋唐之际《汉书》的兴盛情况，有过详细阐述：

《汉书》之学，亦唐初人所竞尚。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该传》）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恺传》）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臻传》）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解释详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决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的者也。（《师古传》）房玄龄以其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暐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纳言，亦以《汉书》名家。（《敬播传》）姚思廉少受《汉书》学于其父察。（《思廉传》）思廉之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其姓氏，攘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其家学。（《姚踌传》）又顾胤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胤传》）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善传》）王方庆尝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官，方庆仍随之卒业。（《方庆传》）他如郝处俊好读《汉书》，能暗诵。（《处俊传》）裴炎亦好《左氏传》、《汉书》。（《炎传》）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

（此节内容主要参考肖瑞峰、石树芳的《“汉书学”的历史流程及其特征》）

2.宋代的“汉书学”热潮

唐代汉书学虽已大兴，但未取得独尊地位，当时文人似乎更喜读《文选》。有学者认为，这是隋唐以来科举以诗赋取士（尤其是唐代科举，诗赋的题目往往来源于《文选》）和时人重文采风流的结果。

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选。后进英髦，咸资准的。（《上<文选>注表》）

（以上内容主要参考张海沙的《唐人喜〈文选〉与宋人嗜〈汉书〉——论唐宋文人不同的读书趣向》）

及至赵宋，文人推崇《汉书》之盛远超唐代，以致明朝学者徐中行明确提出：

“历代之宗《汉书》，至宋尤为盛。”（《史记评林·序》）

汉书学于此时大热，宋人嗜读《汉书》蔚然成风，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缘由：第一，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汉书》本身所具有的明显优点，令隋唐时期兴盛的“汉书学”在宋代亦受学人关注。而唐宋古文运动的延续，让两宋士人对《汉书》的文辞更加推崇。第二，从思想内容来说，宋代“以儒立国”，强调儒家伦理道德对士人的指引和约束，这与《汉书》的正宗思想相得益彰，宋人在为人处世时乐于践行《汉书》所宣扬的价值标准。第三，从宋代科举制度来看，这一时期科举考试重视策论的趋势，客观上也促使人们对《汉书》所记史事进行深入的研读。

（以上内容主要参考范宇焜的《宋代笔记中的“汉书学”》）

因此，史料中颇多宋人嗜读《汉书》的记载，亦不难想见。

如苏轼认为自己渊博的知识乃得自《汉书》:

尝有人问于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升庵集》卷七二《苏公读书法》）

黄庭坚强调《汉书》是其精神力量的源泉：

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山谷集·外集》卷十《与宋子茂书》）

苏舜钦则以汉书下酒，其外舅杜祁公表示赞许：

苏舜钦字子美，豪放不羁，好饮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读书，以饮一斗为率。公使人密觇之，闻子美读《汉书·张良传》，至“良与客徂击秦皇帝，误中副车”，遽抚掌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饮一大杯。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与，其难如此。”复举一大杯。公闻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这种喜读《汉书》的风气甚至波及科场。据《鹤林玉露》记载，绍兴年间的一次省试，一篇名为《高祖能用三杰赋》的文章甚是精妙，但文中有一句话用到运筹帷帐四字，当时的考官因《汉书》中用”帷幄“而非“帐”字而不敢录取。

后来，该考官向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周必大请教，周必大解释说：“有司误，非作赋者误也，《史记》正是帷帐，《汉书》乃作幄。”由此事可以看出，南宋时期的科举考试，所考内容与《汉书》记载密切相关，因考生用词与《汉书》记载不同而不敢贸然录取，则显示出《汉书》在南宋文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汉书》在文人圈子中如此风行，武人如狄青、郭逵等亦不免受其影响。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为延州指使，是时西边用兵，公以才勇智略频立战功，常披发面铜具驰突出围，敌人畏慑无敢当者。公识度宏远，士大夫翕然称之，而尤为韩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称为国器。文正以《春秋》、《汉书》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绳水燕谈录》）(郭逵)少时，人物已魁伟，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饥即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抵暮归，率以为常。（《邵氏闻见录》）

前已述及苏轼对《汉书》的推重，这既与当时社会的汉书学热有关，也离不开其母的启蒙教育。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此处所举虽然是《后汉书》，但读《后汉书》焉能不先读《汉书》。苏母以前后汉书教子并非特例，而是当时的风气使然。考诸史料，《汉书》也是当时启蒙教育的重要教材，宋人墓志铭中对此多有详实的记载。

《斐然集》载右承事郎谭君墓志铭：

“君幼而颖敏，读书过目即不忘，大夫侍郎虑其太隽，每戒以谨朴，习以重厚。君乃韬才而敦行，刻意古学，尤熟于易至历代史，无不该贯。凡兴亡治乱，必深考其致，又博知本朝故实，为文词专宗《西汉书》。”

《北山集》载朝散大夫行尚书司封负外郎致仕毛公墓志铭：

“君幼则警敏，尝读《汉书》一传三千言，数过辄成诵。”

陆游《孙君墓表》：

“会稽余姚县，有士曰孙君，名椿年，字永叔。……子弟多自奋于学，而君尤知名，间游四方，从老师宿儒受学，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汉书》，司马氏《通鉴》，平居至忘寝食，遇其得意，时时著说，以发明三家奥指，多世儒所不及。“

苏辙《伯父墓表》：

“公少颖悟，职方君自总以家事，使公得驾志于学，其勤至手书司马氏《史记》、班氏《汉书》。”

《全宋文》载庆元五年周必大作《通判彭君商老墓志铭》：

“庄敬自重，质直好义，力学，喜为文，熟《毛氏诗》、《汉书》、《文选》。”

郑巽《宋故判院承事王公墓铭》：

“公生平不言人过。自儿童时，《汉书》皆手自抄写，长乃嗜《易》，喜谈论，深得旨趣。”

葛胜仲政和五年作《枢密吴公墓志铭（吴居厚）》：

“公幼孤，克己自立，博涉载籍，尤精先、后《汉书》。入太学，众儒推重之。

OK，关于古代人说话是用普通话交流还是方言和古为什么用的内容到此结束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